我曾將自己最有好奇心的一段時光交付給了云南眾茶山。不是問茶，也不是為了把當(dāng)時寂寂無名的普洱茶以文化的名義推薦給世人，盡管從1999年至2020年這21年間，我曾寫作、出版了有關(guān)普洱茶以及茶山文明的三部著作。三部茶書產(chǎn)生了多大的實際意義，有什么“弦外之音”，我沒有評估過，也沒有藉此成為一個論道賣茶的茶商，因為我很清醒——之所以花那么大的心力和那么多的時間奔波于茶山之上，我是在尋求支撐我文學(xué)理想的精神策源地和詩歌美學(xué)空間，以及眾山之中普遍存在的神跡和寓言。茶山上的傣族、布朗族、拉祜族、哈尼族、香堂人以及“山頭漢人”，他們所承襲的文明和看待世界的視覺和態(tài)度，對我而言，無疑具有“探險”與“發(fā)明”的諸多品質(zhì)，令我著迷，一座座山門打開，我的眼前，全是金燦燦的寶藏和未知的奇異之物。書寫它們是我自主的使命，茶書只是我寫作譜系中的一種，輕或重，苦或香，不是因為文字，而是來自茶葉本身。
以“身份”而言，楊普龍是個文人，飽讀詩書，寫錦繡文章，研習(xí)書道，醉心茶和茶陶，換在古代，這樣的人，定然是白衣飄飄，騎鯨捉月，天作高山，快活得像仙神一樣。可是這些年，或曰為稻粱謀，或曰為普洱茶查找真正的品飲者，或曰讓普洱茶的每一張葉子都能找到出生的那一根枝條，他像青年時代的我那樣，不停地奔走在一座座茶山之上，而且遠比我深入、具體、客觀。我把茶山上的杰出茶人指認(rèn)為茶神，他則把茶神恢復(fù)為茶人——有血有肉有缺失。我把孔明山指認(rèn)為基諾族人的人間天堂“司杰卓密”，他則把那地方當(dāng)成有可能出產(chǎn)好茶的一位單純的山峰。南糯、布朗、巴達諸山，我均有奇遇，書寫過有關(guān)它們的神話，他卻更迷戀這些山巒中更靠近人世的那些現(xiàn)實元素。道理很簡單——他已經(jīng)有效地把自己的身份轉(zhuǎn)換成了一個認(rèn)死理、愛較勁和無比尊重實相的茶人。記得有一次，他鄭重地送了我?guī)罪灢瑁f讓我一定要“留著自己喝”，千萬別送人，否則可惜了云云。有時候我是個經(jīng)驗主義的信徒，見他送我的茶產(chǎn)自巴達山，便有些不以為然，甚至覺得他對茶山見識不多，把牛犢子成了運送貝葉經(jīng)的白象?？墒?，當(dāng)我真的把那茶放入沸湯，飲入口中，突然有了汪曾祺初食云南干巴菌時的感受：“初看像牛糞……入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大意)”。我不禁自問：巴達山有如此好茶?我的朋友們都知道，那時候我迷戀的茶葉都來自“銀生城諸山”，易武、倚邦、蠻磚、莽枝、革登、基諾，古六山也，真的沒有把心思寄托在巴達山上。后來，接觸稍多，漸次看清了一個人——楊普龍做茶，從來不盲從于經(jīng)驗與傳統(tǒng)的說法，他想做的茶他也不知道生長在哪一座山上，所以他奔走，茶葉是未知之物，只有在他抵達了，確認(rèn)了，知道了未知之茶的好處之后，他才會動手，猶如在天空中捉鳥，從來不管鳥從何處飛來，也不管這好茶隸屬于哪一座山峰、哪一片云霧、哪一個族群。
我曾有過一本茶山之書，名曰《八山記》，淺陋的文字曾念給古六山、南糯山和布朗山聽過，八山沉默，不置可否，帶著茶香的清風(fēng)一吹，那些文字都入土做了茶樹的肥料。但還是有一些老年讀者或心理老年化的讀者質(zhì)問：“不是六山嗎，為什么是八山?一派胡言!”我一笑了之，不辯，不語。楊普龍寫《新八大茶山》，把江內(nèi)的古六山全放到了文字外面，專心于大勐龍、南糯、格朗和、勐宋、賀開、布朗、巴達、景邁八山，我視其為他的茶國，他的小世界和安身立命處。大理生于幽微，觸目皆是實據(jù)，勘訪與體認(rèn)并不是一味的交由文字去處理，而是交由他的足跡、證見和心智去呈現(xiàn)，彌足珍貴，令我雙目如凈水洗過。命名的問題，如若此書流布，想必又會有人腹謗和口非，我視其若茶山上的蟬叫，眾音也，非關(guān)正道，也愿楊普龍無耳聽從。在我看來，也許此書最大的功勞，就在于楊普龍把我們長期無視的一些茶山，充滿敬畏地擺到了世界的茶桌上。是為序。
雷平陽
2022年7月3日，昆明
雷平陽：著名詩人、散文家、書法家，一級作家，享受國務(wù)院特殊津貼專家，云南省作協(xié)副主席。出版詩歌、散文集四十余部，十月文學(xué)獎、人民文學(xué)獎、華語文學(xué)傳媒大獎、詩刊年度大獎、魯迅文學(xué)獎等眾多國家級重要獎項獲得者。著有《普洱茶記》《天上攸樂》《茶神在山上》等茶文化專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