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200多年間，普洱茶的生產(chǎn)加工中心在瀾滄江以東的六大茶山，普洱茶的交易中心主要在普洱、思茅。
普洱府成立時(1729年)清政府改土歸流的計劃沒有推行到瀾滄江西岸，勐海仍在車里宣慰司的自治范圍內(nèi)，漢人進勐海經(jīng)商有很大的阻礙，直到清朝結(jié)束的兩年前漢人一直未能在勐海建起茶莊加工經(jīng)營茶葉。
1910年石屏籍漢人張?zhí)碾A進勐海建起第一個茶莊——恒春茶莊，張?zhí)碾A能第一個在勐海建茶莊是仰仗其岳父大人為緬甸大土司，勐海、勐遮各土司不敢對其任意刁難。
從柯樹勛的改土歸流說起
民國2年，云南省督府設普思沿邊行政總局于車里(今景洪)轄今西雙版納州全境，柯樹勛任總局長，負責治理西雙版納，柯公任職十六年直到1926年去世。
西雙版納瀾滄江以西的改土歸流，是從柯樹勛開始，1913年瀾滄江西岸的六個版納才開始進行實質(zhì)性的改土歸流，柯樹勛乃廣西人，帶兵駐云南多年，他深知西雙版納與內(nèi)地的差距，他的改土歸流計劃推行得穩(wěn)步而慎重，柯公總結(jié)了清代瀾滄江以東改土歸流的經(jīng)驗教訓，對車里宣慰司貴族采取了團結(jié)、引導、限制、適當保護其利益的政策與措施，使西雙版納在從清朝進入民國這一重大歷史轉(zhuǎn)變時期沒有發(fā)生動亂，平穩(wěn)地進入新的歷史時期，柯樹勛一邊進行政治改革，一邊抓緊發(fā)展經(jīng)濟，行政總局成立后，首先組織人疏通驛道、修整渡口、清剿劫匪、增加哨汛，使普洱至勐海的道路暢通無阻，為外地人進瀾滄江以西經(jīng)商創(chuàng)造條件。
柯樹勛在他的治邊條例中提到要恢復發(fā)展勐海地區(qū)茶業(yè)，柯公任職期間江東岸六大茶山茶號老板及思茅、元江的茶商常年進勐海購原料。
柯樹勛在西雙版納修驛道時，英國人為了爭奪西雙版納的茶也在緬甸大修公路、鐵路，使緬甸到印度更為方便，也使勐海茶銷往西藏路更近，云南各地的商人們也看上了這個商機。
1924年騰沖富商董耀廷攜資進勐海建洪記茶莊，1925年玉溪商人周培儒也緊隨其后，來勐海建可以興茶莊，勐海茶葉原料從此以后運往思茅和易武的越來越少。
柯樹勛任普思沿邊行政總局局長時期乃民國剛建立，柯樹勛對西雙版納瀾滄江以西的改土歸流只能緩慢而穩(wěn)步地進行，他的許多開發(fā)計劃都未能實現(xiàn)，1926年5月柯樹勛病逝，柯公去世后不久，普思沿邊行政總局撤銷。
1927年西雙版納瀾滄江以西6個版納劃分為車里、佛海、南嶠三個縣，縣的成立也就是改土歸流的結(jié)束，從此以后西雙版納的政權組織與內(nèi)地完全一致，車里宣慰司對西雙版納已沒有掌控權，西雙版納幾百年的割據(jù)、封閉狀況徹底結(jié)束，經(jīng)濟文化的交流加快，漢人可以自由地進入車里、佛海、南嶠地區(qū)。
佛海之崛起
1928年實力雄厚的鶴慶商人張靜波入駐佛海，開辦恒盛公茶莊，張還高薪請來思茅師傅來茶莊做緊茶，至此，云南的四大商幫石屏幫、玉溪幫、騰沖幫、鶴慶幫全都聚集佛海，這種經(jīng)濟成分的組成其優(yōu)勢與競爭力已勝于易武，1928年至1937年間又有省內(nèi)外一些實力不等的商人相繼入駐佛海辦茶莊，1937年佛海私人茶莊已達20多家與易武已不分高下，成為瀾滄江西岸最大的茶葉加工基地和出口基地。
如果說幾十個私人茶莊在佛海還算小打小鬧，那么1938年云南的地方財團陸氏集團辦的思普企業(yè)局南糯山試驗茶廠便是當時的云南省政府開發(fā)佛海茶業(yè)的大手筆，而1939年南京政府財政部控制的中茶公司辦的佛海茶廠則是當時中國最大的官僚資本集團孔宋財團在西雙版納的強勢亮相。
車、佛、南的10多萬畝古茶園吸引著私人老板、地方財團、中央財團的眼球，三股勢力匯集佛海辦茶業(yè)，佛海的天時、地利、人和使其他地方無法與之競爭。1939年至1942年佛海成為云南省最大的茶葉加工中心和出口基地，易武的地位日趨式微。
為什么民國時期從中央到地方，從官僚到私人商戶都匯集到佛海加工發(fā)展茶葉，一是佛海當時擁有云南省面積最大的茶園(至1950年仍有10萬畝);二是因為英國人在緬甸修了鐵路、公路，使勐海茶葉運往東南亞和西藏縮短了路程;
三是因為抗戰(zhàn)爆發(fā)國家需要外匯，而銷往東南亞和西藏的茶都能換取外匯，四是佛海廢除了近千年的封建領主統(tǒng)治，建立了與內(nèi)地一樣的政府管理機構(gòu)，為各種經(jīng)濟成分的進入提供了社會條件。有原料，有銷路，有官方保護，道路也暢通，只要加工出產(chǎn)品錢就滾滾而來，各路諸侯奔佛海辦茶就不為奇。
普洱茶生產(chǎn)交易中心的轉(zhuǎn)移
歷史上，普洱、思茅在明、清時期的繁盛皆因茶葉，西雙版納的茶葉明清時期大都在普洱、思茅交易，清咸豐五年(1856年)大理杜文秀起義占領滇西十八年又攻占普洱3年多。
普洱南部的六大茶山的茶葉從清咸豐年間起就開始折向，絕大部分往東南亞、廣東、香港方向銷，普洱、思茅茶市因亂戰(zhàn)從咸豐年起走向衰落，同治末年(1874年)杜文秀起義雖被平息，但從光緒年至民國26年，六大茶山各茶號將茶葉銷往東南亞、廣東、香港等地的走勢卻一直沒有改變，普洱、思茅未能恢復到咸豐年以前的景象。
瀾滄江西岸的勐海光緒初年已有漢人進入收散茶，一部分銷緬甸，一部分銷江東的易武、倚邦，一部分經(jīng)瀾滄、雙江、鳳慶、巍山運往大理，而不從普洱、景谷、景東方向走，到1930年以后勐海運西藏的茶全部改道由打洛出境經(jīng)緬甸、印度入西藏，勐海茶已不走普洱、思茅。
普洱茶的生產(chǎn)交易中心在民國期間逐漸轉(zhuǎn)移到勐海地區(qū)。我們來看一下思茅從光緒年至1940年的情況。1880年至1920年間，思茅、普洱沒有再發(fā)生戰(zhàn)亂，社會較安寧，思茅茶業(yè)曾一度有所恢復，最好時思茅曾有20多家茶號，加工的茶葉一部分送東南亞，一部分送思茅海關(1896年思茅設海關)，送到普洱交易的已非常少(1913年普洱府撤銷)。
正當思茅茶業(yè)出現(xiàn)興旺時，天降大禍于思茅，1921～1924年思茅發(fā)生了嚴重的瘟疫，致使思茅十室九空，人口急劇減少，1926年疫情更威逼得1914年遷入思茅的普洱道署又從思茅遷回普洱，因瘟疫不退，1926年以后思茅商業(yè)一落千丈，私人茶莊全部倒閉，1931年，當時的云南省政府將思茅從一等縣降為三等縣。
1937年，法國人又在越南作祟，阻撓易武、倚邦的茶進入越南，瀾滄江東岸的六大茶山茶葉銷路受阻，1938年普洱、思茅、易武、佛海四個地區(qū)，僅剩佛海還有路可出，那就是經(jīng)打洛出境銷往緬甸和西藏，1928年至1938年佛海私人茶莊已增至20多家，這是佛海私人茶莊的黃金歲月，以1936年來比(1936年易武尚未受挫)，當時能與易武比高下的便只有佛海。
易武讓位給佛海，也許是歷史的安排，范和鈞的到來開始了佛海制茶工藝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的全新起點。
1939年4月范和鈞奉財政部經(jīng)濟委員會之命來佛海建廠后，為了壟斷經(jīng)營，范通過繆云臺、鄭春鶴向孔祥熙建議，茶葉出口要由政府專營，孔祥熙對范和鈞的建議心領神會，1939年6月孔祥熙以財政部的名義下文，禁止私人運茶出境，茶葉外銷權歸中國茶葉公司，孔部長的這道命令，使瀾滄江以東的易武、倚邦的私人茶莊動彈不得，這些茶莊占領東南亞、香港市場已近百年，尤其是光緒年后易武、倚邦的茶80%銷往東南亞、香港。
孔部長一紙命令，使他們從今后不能再從六大茶山的各個山口駝茶出境，范和鈞不露聲色，一紙電文將六大茶山的幾十個茶號控制住。不得已易武的百年大號紛紛向江對岸佛海的范和鈞俯首稱臣。易武、普洱、思茅從普洱茶加工中心、交易中心、出口中心的舞臺上退下。
再把目光移一下，回到民國初年，我們還可以看出民國時期普洱茶加工中心、交易中心、出口中心的轉(zhuǎn)移與國外勢力也有一些關系。
民國成立后，洋人在思茅海關失去了昔日的威風，海關形同虛設收不到稅，但洋人的眼睛一直都沒有離開過云南的茶葉，他們知道巴黎、倫敦需要云南茶，西藏更是離不開云南茶，從1912年至1926年英國人在緬甸大修公路、鐵路，1930年公路修到了景棟，這里離勐海打洛僅幾十公里了。
從打洛→景棟→仰光→加爾各答→葛倫堡→西藏，比從普洱→大理→麗江→芒康→拉薩方向縮短約一個月的路程，云南的馬幫競爭不過英國人的火車、汽車。英國人在思茅海關收不到稅，修條公路接打洛，便在緬甸、印度坐收漁利，洋人也在其中撥了杠。
來源：普洱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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