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茶政和宮廷茶俗
的形成與發(fā)展
唐代前期，茶業(yè)還沒有多大發(fā)展，茶利也不顯著，所以官府對茶也沒有課稅和形成什么固定的政策。中唐以后，隨茶葉生產(chǎn)和貿(mào)易的空前發(fā)展，不但在茶葉文化和飲茶習俗上有不少發(fā)展，且在原來所沒有的茶政、茶法上，也獲得了一系列的建設(shè)和發(fā)展。
首先從茶的賦稅制度來說。在唐·大歷（766-779）以前，我國茶葉還只有土貢而沒有賦稅。據(jù)《新唐書·地理志》記載，唐朝貢茶的州郡，主要有懷州河內(nèi)郡（治位今河南濟源），峽州夷陵郡（今湖北宜昌），歸州巴東郡（今湖北秭歸）、夔州云安郡（今四川奉節(jié)）、金州漢陰郡（今陜西漢陰）、興元府漢中郡（今陜西南鄭）、壽州壽春郡（今安徽壽縣），廬州廬江郡（今安徽合肥）、蘄州蘄春郡、常州晉陵郡、湖州吳興郡、睦州新安郡、福州長樂郡、饒州鄱陽郡、溪州靈溪郡（今湖南龍山）、雅州廬山郡（今四川雅安）等地。
這里都是用的州名，但實際往往是該州某一二個縣產(chǎn)茶，州治所在地和其他多數(shù)縣并不產(chǎn)茶。如常州晉陵郡，其茶實際就主要出在宜興。另外，這些地區(qū)的貢茶，多數(shù)始于大歷以前，但可能也有一些是貞元稅茶以后入貢的。如《通典》載，安康郡貢茶一斤，夷陵郡貢茶二百五十斤，靈溪郡貢茶芽二百斤；其所說安康、夷陵和靈溪的貢茶，就當是天寶以前的事情。
這種貢茶，有的雖有定額，但似乎在唐代前期，還未形成一種定制。據(jù)研究，關(guān)于貢茶的一些制度和規(guī)定，是隨貢焙建立以后才逐漸嚴格和完善起來的。開元以后，在北方飲茶的社會風氣影響下，我國宮廷用茶的數(shù)量，也日增一日，已非一般地方貢獻所能滿足，有必要設(shè)立一個專門生產(chǎn)皇室用茶的場所，這樣，就出現(xiàn)了我國歷史上最早的一個專門貢焙-——常州義興和湖州長興間的顧渚貢焙。
關(guān)于顧渚貢焙的緣起，《唐義興縣重修茶舍記》有這樣一段記載：
“義興貢茶非舊也，前此故御史大夫?qū)嵉涫前?，山僧有獻佳茗者，會客嘗之。野人陸羽以為芳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薦于上。棲筠從之，始進萬兩，此其濫觴也。厥后因之，徵獻漸廣，遂為任土之質(zhì)。”
茶舍是顧渚貢焙之前宜興采辦貢茶之處。長興“顧渚與宜興接，唐代宗以其（宜興）歲造數(shù)多，遂命長興均貢。自大歷五年始分山析造，歲有定額，鬻有禁令；諸鄉(xiāng)茶芽，置焙于顧渚，以刺史主之，觀察使總之”。
這就是說，顧渚貢焙，是大歷五年長興縣與當時義興均貢才專門設(shè)立的。義興貢茶，最初只進“萬兩”，后來愈貢愈多，以至如有的史籍所載，“顧渚貢焙，歲造一萬八千四百八斤”。貢額一多，所付勞役也多，所以《元和郡縣志》中又載：
“貞元已后，每歲以進奉顧山紫筍茶，役工三萬人，累月方畢。”
顧渚貢茶，是加在長興和宜興先民身上的一項沉重負擔。曾任浙西觀察使和湖州刺史的袁高，在親自督造貢茶的過程中，體察到貢茶的艱辛，一次在起貢時，袁高專作《茶山詩》一首，力陳貢茶的痛苦和弊端，用以諫君。其詩中有“動生千金費，日使萬姓貧”；“一夫旦當役，盡室皆同臻”；“悲嗟遍空山，草木為不春”；“造納無晝夜，搗聲昏繼晨”等悲憤凄涼之句。
關(guān)于揭露貢茶嚴酷的詩作，還有如李郢的《茶山貢焙歌》等，其詩句“陵煙觸露不停采，官家赤印連貼催”；“驛騎鞭聲砉流電，半夜驅(qū)夫誰復見？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時須及清明宴”等句，這些從另一個角度，訴說貢茶限時限刻，必須在清明前三天貢到京城的艱難。唐代茶葉，有“蒙頂?shù)谝唬欎镜诙?rdquo;之說，那么，貢焙為什么不設(shè)在蒙頂而設(shè)在顧渚呢？蜀道難行，這可能主要是為清明前要趕送到京城的關(guān)系。
貢茶，實質(zhì)上也是一種賦稅。如上面《新唐書》記及的貢茶，就是一種實物稅；而顧渚貢茶，則是帶有一種勞役性質(zhì)的賦稅。但是，真正課收茶稅，還是德宗李適統(tǒng)治期間的事情。
建中三年（782），為籌措常平倉本錢，趙贊上言“收貯斛斗匹段絲麻，候貴則下賈出賣，賤則加估收糴，權(quán)輕重以利民。從之”。于是趙贊“乃於諸道津要置吏稅商貨，每貫稅二十文；竹、木、茶、漆，皆十一稅一，以充常平之本”。
這也是我國文獻中最早的稅茶記載。課征茶漆十一稅的第三年，朱亂，德宗逃到奉天（今陜西乾縣），為減輕百姓負擔，詔罷商貨稅。但不久，如《文獻通考》所說，貞元九年正月，鹽鐵使張滂以水災兩稅不登，請“于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由此重又恢復茶稅，并自此把稅茶作為一種定制。
貞元時茶稅歲入不超過四十萬貫，還不算太重。但是至穆宗長慶元年（821），因“兩鎮(zhèn)用兵，帑藏空虛”，又加“禁中起百尺樓，費不可勝計”，于是鹽鐵使王播請大增茶稅，“率百錢增五十”，使每年的茶稅一下增加到六十萬貫以上。文宗時，王涯為相，為盡取茶利，他進一步提出了官營官賣的榷茶制度，自兼榷茶使，于大和九年頒令榷茶。強徙民間茶樹于官場，并焚其積舊；商人只能購買官場的茶葉，而且大增茶稅，一時搞得天怒人怨。不久，王涯被誅，榷茶也隨之中輟。
武宗會員元年（841），崔珙任鹽鐵使，“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地錢’”。當時茶葉貿(mào)易由于中央榨取，地方搜括，結(jié)果，只會使“私販益起”。大中初年，斐休任鹽鐵使，針對當時茶稅混亂的情況，立茶法十二條，嚴禁私自販運和銷售茶葉。如規(guī)定“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論死；長引群旅茶雖少，皆死；雇載三犯至五百斤，居舍儈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園戶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園失業(yè)者，刺史縣令以縱私鹽論”。
對于這樣一個苛法，頒行后不但減少了私茶，官府增加了稅收，百姓也仍然“以為便”。所以至此，唐代茶葉的稅法，才相對穩(wěn)定一些。茶葉從不稅到稅，除反映其時茶葉生產(chǎn)、貿(mào)易的發(fā)展以外，它雖然是強加于園戶、茶商和廣大消費者的一種沉重負擔，但另一方面，同時也說明這時的茶業(yè)，也已成為國家賦稅所賴的一種重要的社會生產(chǎn)事業(yè)了。
由于唐代廣征各地名茶，貢焙的貢額也不斷增多，宮廷中的用茶和茶貨積存也愈來愈多，于是茶在朝中如《苕溪漁隱叢話》所載，顧渚紫筍“每歲以清明日貢到，先薦宗廟，然后分賜近臣”；開始又出現(xiàn)了皇帝以茶賞賜勛戚重臣，以示恩信的一種習慣和制度。如“咸通九年（868），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廣化里，上每賜御饌湯物。……其茶則緣華紫英之號。”
唐朝以茶分賜臣僚的例子很多。這里可以劉禹錫代人書寫的二張謝賜茶表為例。其一是代武中丞所書：
“中使竇國宴奉宣圣旨，賜臣新茶一斤。……恭承慶賜，跪啟緘封。伏以方隅入貢，株擷至珍，自遠貢來，以新為貴，……既茶凡口，倍切丹心，無任。”
另一張寫稱：
“中使某乙至，奉宣圣旨，賜臣新茶一斤，猥沐深恩。……伏以貢自外方，珍珠眾品，……實慚于虛受，無任。”
這種由皇帝遣官宦專賜，臣下得茶后上表申謝的頒賜茶葉之風，在唐代后期至宋代的一個很長時期里，幾乎流為上層社會的一種隆重禮遇。十分明顯，一旦茶葉成為社會的一種重要文化，帝王將相自然也就會用之作為維護和鞏固其統(tǒng)治的一策了。唐代頒賜茶葉的主要對象是近臣，但高僧名儒、戍邊將士和其他各色人等，也都可因各種原因而獲得頒賜。如韓翃《為田神玉謝茶表》載：
“臣某言，中使至，伏奉手詔，兼賜臣一千五百串，令臣分給將士以下。圣慈曲被，戴荷無階。”
皇室對臣下，表現(xiàn)為賜茶，反映在社會一般群眾之中，則為相互饋贈；兩者比較而言，民間相互饋贈茶葉的風氣，比賜茶出現(xiàn)的時間更早。如大詩人李白，就留有一首《答族侄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詩》；表明社會上在李白之前，特別在士人中間，贈茶酬詩和以詩謝寄的風氣，就相當普遍了。
及至唐代中期和后期，如白居易《蕭員外寄新蜀茶》、《謝李六郎寄新蜀茶》，柳宗元《巽上人以竹簡自采新茶見贈》等寄答茶的詩作，在《全唐詩》中，更是隨處可見。近見一種說法，唐代的茶道和一些茶俗，是先起之于宮廷，然后由宮廷再傳及民間的。由唐宋皇室賜茶這點來看，適恰是本末倒置了，實質(zhì)上宮廷的茶文化，一般都先起于民間，是民間茶葉文化的一種宮廷化。
不過，也應附帶指出，社會茶葉文化一旦宮廷化，它至少在物質(zhì)和禮儀等等方面，即上升為當時最高規(guī)格的一種文化。這一點，可以從1987年4月3日陜西扶風法門寺唐代地宮出土的宮廷茶具得到說明。這套茶具，是晚唐僖宗李儇供奉法門寺佛骨舍利作法器用的，據(jù)地宮《物賬碑》記載，有“茶槽子碾子、茶羅子、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兩”。由茶碾、茶羅子等器物的鏨文看，這套茶具不少是咸通九至十二年期間制造的；并且在鎏金飛鴻銀則和長柄勺等器物上，還有用硬物刻劃的“五哥”二字。“五哥”是僖宗幼時的稱呼，說明僖宗自己用過或很喜歡這套茶具。
就出土實物來說，《物賬碑》所言“七事”，大致是指“茶碾子、茶鍋軸、羅身、抽斗、茶羅子蓋、銀則、長柄勺”這樣七件東西。當然，除此地宮同時還出土了一些如瓷器、琉璃等飲茶用具。對這套茶具，學者們稱其是”迄今為止世界上發(fā)現(xiàn)的時代最早、最完整、最精美華貴的系列茶具”。
但是，不論是金銀制的“七事”茶具，還是“七事”之外地宮中出土的其他宮中飲茶用具，其名物全部沒有超出陸羽《茶經(jīng)·七之器》中所列的茶器內(nèi)容。這就有力證明，民間百姓用的茶具形制，不是從宮廷中流傳出來的；適恰相反，宮廷茶具，倒是大都源于民間尋常用具。因為陸羽《茶經(jīng)·七之器》中所列的27件茶器和飲茶用物，都是根據(jù)民間用具所總結(jié)和設(shè)計出來的。
(館長/ 世界茶文化圖書館 )
